「選賢與能」的弊端
戒嚴時代長大的人，對於威權統治以外的成功治理方式，通常缺乏想像力。
他們偏好權力集中的政府，能抑制社會紛亂、極有效率；認為言論自由既混亂、沒效率、更破壞國家團結。諷刺地，他們卻覺得自己有資格決定皇帝該誰當。
偏好威權的人，從歷史學到了最表面的原理：英雄造時勢。所以在混亂時刻，他們等待著另一位能引領眾人走出黑暗的英雄。
期待新英雄出現的人樂意為大眾利益放棄自由，但也經常希望別人一起放棄自由。他們想像中的美好社會是每個人都接受同一個偉大領導的宏偉計畫，社會大眾最好能團結到不存在任何異議。
建立在「國族」這個共同幻想上的團結，帶給人神聖的使命感。相比之下，制度化的權力制衡，顯得冷酷、算計、不夠動人。
這種對「情操」的追求，就是歷史不斷重演的原因。
當權力能被濫用時，它總會被濫用。但就算知道人非聖賢，人們依舊期待下一位聖賢作為解決方案。人們始終想要能引領眾人的英明領導，而不是思考如何設計「系統」來防止權力被濫用、設計「誘因」來引導人性為公眾利益努力。
這就是「選賢與能」的基礎──找到品德高尚的領導者，就能解決一切問題。
若認識歷史，就知道期待好皇帝的出現，是最不可靠的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