暴力──尋找下一個代罪羔羊
暴力，通常由慾望作為起點。
當慾望在人們心中，堆砌出越來越高的妒忌、怨懟、求不得，社會上的貧富差距、族群對立、政治動盪等因素再將之擴大，又缺乏有效的制度來紓解這些緊張情緒時，暴力就成了最有效的出口。
當然，暴力並非無可避免的。人類社會發展了各種制度來防範這些潛在衝突：資本市場必須在法律規範下競爭，科學研究利用同儕審查來釐清真偽，體育競技靠規則和裁判維持公平。這些機制不僅避免了暴力，更將人的競爭慾望轉化成進步的動力。
伏筆是，當這些規範機制失效、或根本不存在時，暴力便會重新浮現──貿易戰演變為經濟制裁，政治分歧升級成街頭衝突，族群偏見引發仇恨犯罪。
暴力，潛伏在人類歷史的每一個翻頁處。
代罪羔羊，一直是化解社會動盪的優先方案，因為它是減輕緊張情緒的最「經濟」選項。大眾把恐懼及焦慮投射到少數人身上，透過制裁這些「害群之馬」，社會獲得了情緒的宣洩，甚至心靈淨化。
代罪羔羊的功能，是讓群眾的暴力有個出口；把「所有人彼此敵對」的暴力，收斂成「制裁少數人」的暴力，以避免無謂內耗。人們歸咎並「獻祭」這些倒楣鬼，只是因為他們在大家眼裡比較特立獨行、容易欺負、或方便怪罪。這些指控並不需要罪證確鑿，整個過程更不是群眾有意識的理性選擇。
代罪羔羊的案例，光是近一百年就已經數不勝數：
- 1916年美國德州的非裔農工傑西．華盛頓，被控姦殺其白人雇主的妻子，在缺乏確鑿證據的情況下被迫認罪。華盛頓很快獲判死刑，在市政廳前被激憤的暴徒公開處刑──割除生殖器、剁斷手腳、在大火上炙烤兩個小時凌遲至死。
- 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後，謠言指控在日朝鮮人趁機縱火、投毒、襲擊平民。民眾和警察組成自警團，對在日朝鮮人展開無差別攻擊，導致數千名無辜的朝鮮人及部分被誤認的中國人遭到毆打、凌虐致死、或私刑處決。
- 1994年4月至7月，盧安達國內累積20多年的種族矛盾和政治緊張，爆發為佔多數的胡圖族對少數的圖西族進行大規模武裝屠殺。百日內約50萬至80萬人遇害，25萬到50萬婦女被強姦。
- 2001年911事件後，全美掀起反穆斯林潮，穆斯林族群、及外貌相似而被誤認的錫克教徒，受到大規模的歧視和攻擊。近半數穆斯林在事件後一年內遭到歧視，數千名無辜者遭遇人身攻擊、職場排擠、校園霸凌等迫害。
-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發初期，在政客煽動和媒體渲染下，亞裔族群成為公眾恐慌的發洩對象，遭到歧視甚至暴力攻擊。僅美國就有超過1700起與疫情相關的仇恨事件，包括語言侮辱、肢體襲擊，甚至有多人遭槍擊身亡。
當然，我們不可能忘記，希特勒如何將戰後德國的集體挫敗感，應用在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運動；毛澤東如何將三年大飢荒的民不聊生，應用在打倒走資派的文化大革命──「民氣可用」實值得恐懼。
如果你認識歷史，就不會意外世界上存在邪惡。你應該好奇的是，普通人怎麼樣會變成六親不認、殘暴屠戮的怪物。
尷尬的是，答案並不難找：
- 米爾格倫實驗裡，65%的受試者無論是否感到兩難，都還是願意服從權威而對陌生人施以致命電擊。
- 阿希從眾實驗裡，37%的受試者會屈於群體壓力，至少一次在明明知道正確答案的情況下，跟著大家回答錯的。
- 藍眼棕眼實驗裡，一班小學生依眼睛顏色被分為高等和低等，孩子們在幾小時內就無師自通了如何歧視他人。
- 第三浪潮實驗裡，一班高中生投入假想的威權主義運動，在五天後變成數百人參與、彷彿法西斯主義再現的危險活動。
- 史丹佛監獄實驗裡，身心健康的大學生被賦予監獄守衛的角色，在情境壓力下出現令人髮指的權力濫用和霸凌虐待行為，以致實驗不得不提前中止。
這些實驗顯示了，那些犯下暴行的人遠非我們難以理解的怪物，而是與你我相差無幾的普通人。如果你認為自己不可能做出那樣的事，那是因為你僅僅認識在熟悉的文化、道德、社會庇護下的自己。
邪惡，能因為人對權威的服從、隱身人群的匿名性、隨波逐流的從眾心態，變成一件「正常」的事──1945至1946年的紐倫堡審判中，負責計畫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軍官 Adolf Eichmann 以及眾多納粹被告，面對他們戰爭期間暴行的指控，都給出了相同的辯解：「奉命行事」。
公開以暴力制裁弱者的行為，在大屠殺之後不再為普世接受。然而，代罪羔羊依然潛藏在現代人的世界觀裡，一有機會，人們就會指向那些格格不入的「異端」，拿各種社會問題來興師問罪。
只不過，現代的「獵巫」形式不再是集體對少數人的單向指控，而是各個群體同時間的彼此妖魔化：
企業家是貧富差距的元兇；教改是升學壓力的根源；銀行是金融危機的起點；移民是就業問題的催化劑；投資客是房價上漲的罪魁禍首；石化業是氣候變遷的首要罪人；新聞業是公眾視聽問題的唯一肇因；既得利益者是弱勢族群的壓迫方；爭議人士是造成社會亂象的魔頭；特定國家是危害國際和平的惡霸。
如今，代罪羔羊的廣泛存在，顯示了人們對現代世界的認知困難：在住著八十億人、一切都緊密關聯的全球化系統裡，金融風暴、環境危機、傳染病等問題，都已經龐大到沒有人能完全理解。
人心徬徨下，任何非黑即白的簡單解答，都帶有迷人的安全感：每當我們挑一個代罪羔羊來歸咎責任，便把混亂隨機的事件變回了情有可原的故事，讓我們再次相信正義能獲得伸張，相信這複雜的世界有跡可循──縱使這只是假象。
問題是，現代的代罪羔羊大多變成了跨國企業、金融市場、全球化經濟、新自由主義等抽象且難以追究的對象，這些「元凶」龐大又模糊，一般民眾既無法理解其運作，也沒有能力向其問責，社會的不滿與憤怒就這樣無處宣洩。
面對無解的工作壓力、經濟困境、生活挫折，許多人將唯一的希望寄於政治，熱情支持那些宣稱能打破現狀的民粹候選人和極端政治立場；有些人則積極地討伐特定企業、名人、甚至素昧平生的陌生人，用謾罵攻擊等「私刑」來實踐「鄉民正義」；還有一些不幸的靈魂，索性採取無差別的暴力行動，只求跟他們所憎恨的社會玉石俱焚。
我們或許活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和平時代，但此時此刻，全世界的暴力風險也處於前所未有的最高點。許多相互怪罪的國家已經開戰，激烈競爭的世界強權間也持續醞釀著不滿情緒。
暴力，一如任何慾望，是可以被模仿的。第一個向代罪羔羊丟出石頭的人，必須對他的指控夠堅定；第二個丟出石頭的人，多少可以依賴第一個人的判斷。在群眾的保護傘下，暴力開始因模仿而擴大，每一個人都能比前一個人更輕易地丟出石頭。
到了那個時候，對代罪羔羊的指控是否正義，早已不重要。